比尔·盖茨：特朗普、马斯克，以及我的神经多样性如何塑造了我 [译]
他在学校经常不及格，那么这位被称为“怪胎”的少年比尔·盖茨是如何创办微软并在 31 岁时成为亿万富翁的？
在他的回忆录《Source Code》中，他聊到了这一切——以及他上个月与唐纳德·特朗普会面时发生的事
比尔·盖茨，现年 69 岁。上小学时，他是班里的“捣蛋鬼”。“有好几次人们说：‘这个孩子是不是该留级？’”
撰文：爱丽丝·汤姆森（Alice Thomson）
刊载于《泰晤士报》2025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，凌晨 00:01（GMT）
“当肯特去世时，我已经不知道该和谁一起吃午饭了。”比尔·盖茨对我说，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花了无数个小时一起编程，想象自己将来想当大使、将军还是科学家。我们会翻看那些大人物或企业高管的传记，一起好奇拥有 1500 万美元会是什么感觉——真能把这么多钞票塞进一辆车吗？我们还读《财富》杂志，想找点成功的窍门。他帮我找到了方向。然后，他突然就不在了。我当时想，‘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了。’这很难。我并没有想过要替我们两个人活下去，但我还是会问：为什么能继续走下去的人会是我？”
肯特·埃文斯和盖茨都是学校里那种“书呆子”型的高个子，肯特拎着公文包，盖茨身材瘦削、嗓音细尖，两个人迅速成为莫逆之交。肯特在周末去爬山，临行前还承诺回来就打电话给盖茨。“我到现在都能背出他的电话号码，也记得校长打电话告诉我他出事那一刻的情景。校长说他摔下山了，救援直升机把他送去医院。我还在等校长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去探望他。结果他说：‘比尔，很不幸，肯特没能熬过去。他昨晚去世了。’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挂断电话的。”
在为肯特举行的纪念仪式上，16 岁的盖茨（在家里被称作 Trey，因为他的父亲是比尔·盖茨二世）坐在学校礼拜堂的台阶上哭泣，说不出话来。谈起这些往事时，他的声音再次低沉下去。
比尔·盖茨与马克·扎克伯格，拍摄于去年扎克伯格 40 岁生日时，在其哈佛宿舍场景的复刻版本里
我们现在正漫步在盖茨当年的高中——位于西雅图的湖畔学校（Lakeside）。“不过一直很让我不解的是，学校明明离湖还挺远。”盖茨的语气带着他标志性的“事实纠正”风格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他在这里上学，如今他带着我到处转，指给我看他第一次抽烟的地点、第一次喝威士忌（“自那以后我就再也碰不下去”）以及第一次吸食大麻的地方。最终我们走进了一间被他小女儿称为“圣地”的房间——那里放着一台老旧的电传打字机（连着一台早期的计算机终端），以及他当年和肯特、保罗·艾伦一起写代码时用的那张桌子。保罗·艾伦当时还是个留着鬓角、热爱吉米·亨德里克斯的高年级生。
“有一张照片里的我，摆出想显得很酷的样子。但我从来就不酷。”他依旧穿着标志性的灰色休闲裤、蓝衬衫和针织衫，笑着说。“可惜没有肯特的照片。当时谁都不会想到我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，就连他也没想到，尽管他对我们俩的未来雄心勃勃。我记得第一份《福布斯富豪榜》公布时，正是我从哈佛辍学、准备全力创办微软的时候。我就想，‘肯特一定会对这份榜单兴奋不已’，我还想过能否上榜。结果七年后，我就登顶了。”31 岁时，他成为亿万富翁；40 多岁时，他的身家一度接近 1000 亿美元（目前净资产约 1000 亿美元，折合约 820 亿英镑）。“我们当时会嘲笑说，‘要是有这么多钱，能把它都塞进一辆车吗？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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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并不太喜欢回顾过去——但这次写书是蛮有意思的”
盖茨最近完成了关于他早年生活的自传《Source Code》，也因此罕见地陷入了回忆和反思，试图理清自己那段令人惊叹的职业历程。“毕竟我今年就要 70 岁了，微软也正好 50 岁，盖茨基金会则 25 岁，所以我决定试着写点什么。其实我不太喜欢回头看，因为今后还有那么多事可做——比如疫苗的创新、AI、营养、清洁能源等等——但是写这本书到最后还是蛮有趣的。”
我上次见他时，正赶上疫情快要结束，他当时正面临“空荡荡的大房子综合征”——结束了长达 27 年的婚姻，三个孩子都去上大学，巨大的华盛顿湖豪宅（外号“Xanadu 2.0”）里空落落的。他那幢 66000 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有 6 个厨房、24 间浴室，海滩的沙子都从加勒比海运来，图书馆里还收藏了达·芬奇的手稿，而他自己更多时候在吃外卖。再过不久，比尔与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也将仅以比尔一人之名运营。他们不再一起组织读书会，一起冥想，也不再一起散步时，他会随手拨开她面前的蜘蛛网。“现在我心情好多了。”他说。在外界看来，他曾是少数能兼顾超高财富和“近乎正常”家庭生活的亿万富翁，让人觉得他几乎拥有一切。“那是我最遗憾的错误。”他说起他那破裂的婚姻。
左图：约 1959 年，盖茨与姐姐克里斯蒂一起阅读；右图：1973 年，在湖畔学校的一堂数学课上
在这本书里，他用充满情感的笔触讲述了如何从一个社交笨拙、天赋异禀的“怪胎”程序员，携手鬓角男保罗·艾伦一起创立微软，并引领那场席卷全球的科技浪潮，随后又投身“拯救世界”的事业，通过基金会捐出超过 590 亿美元，致力于根除脊髓灰质炎并消灭疟疾和 HIV，而这期间他最重要的燃料是可乐。
全书描绘了一个性格复杂、充满挑战的孩子的成长故事。如今看来，如果盖茨是在当下成长，他可能会被诊断为“自闭症谱系”。他说：“我小时候，父母并没有什么手册或指引，来理解为什么自己儿子会痴迷某些项目、会漏掉社交暗示、或者在无意识中对别人失礼。”他至今说话时，还会像钟摆一样前后晃动，却早已学会拥抱自己的“与众不同”。“如果能帮到那些正在抚养类似孩子的父母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”
托尼·布莱尔曾对我说，像盖茨这种取得非凡成功的人，往往都有童年创伤做推动力。“或许吧，”盖茨说，“但我唯一的负面童年事件就是肯特的离世，而我的好胜心还在那之前就有了。我的童年挺轻松的，我很幸运，父母对我很好。我才是家里那个‘难搞’的孩子。”
他在西雅图与两个姐姐克里斯蒂和莉比一起长大，生活条件优越，简直就是“美国梦”家庭：圣诞节时姐弟仨穿着一样的睡衣，一起去看舞台剧和音乐会，学习乐器，用两副拼图来比赛谁拼得最快……他提到，贝索斯、扎克伯格、马斯克等“硅谷大佬”从小经历的坎坷更多。“我又不是史蒂夫·乔布斯那样的孤儿。”在书里，盖茨更直白地说：“我们就是在胜利的方向上被‘培育’和长大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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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 年，四岁的盖茨
不过盖茨认为，他的“超能力”正是他的神经多样性和超强的专注力——他甚至能记下最早一批员工的全部车牌号——再加上几近疯狂的进取心和精力。“要想做成大事，你需要有体力和毅力。我那时候非常乐观，不太怕冒风险，总觉得‘试试也没什么不好’。”他到现在都喜欢坐过山车，跟当初创业时一样乐此不疲。
女性榜样
一切都始于纸牌。“我外婆经常带我去图书馆，还跟我玩各种纸牌游戏，比如金拉米、红心大战，而且她可不是让着我——她很认真地想赢。纸牌既涉及运气也涉及技巧，你不可能场场都赢，但当我第一次打败她时，那种感觉太棒了，我学到了要‘怎样比对手更胜一筹’。”那年他才六岁。
真正让盖茨发愤图强的人其实是他的母亲，她显然是最早一批“虎妈”典范。“我妈对我影响最深。她会负责让我穿得干净体面、懂礼貌，跟我说‘如果你表现不好，我会觉得难堪’之类的话。”他们家连狗都得“知礼”。
家里所有的表和手表都要调快 8 分钟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妈的时间（Mumtime）”。母亲还在厨房里装了对讲机，每次做好饭就会用对讲机喊他们去吃，或提醒他们去叠被子。但盖茨的房间依然很乱，他也经常不穿外套，上小学成绩还拿 B、C，是个“捣蛋分子”。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“智力障碍”，他说：“确实有过那样的讨论。有人提议‘要不要把这孩子留级’。我总是坐立不安、胡闹，东西也搞得乱七八糟。”
左图：1970 年，盖茨（右）在湖畔学校使用电传打字机与好友里克·威兰（Ric Weiland）一起；里克后来成为微软的第二位员工。
右图：1977 年，盖茨与外婆阿黛尔·汤普森·麦克斯韦合影，他姐姐克里斯蒂的婚礼上。
儿时的盖茨经常躲在图书馆或者自己房间里。“有时候我会琢磨，是不是要彻底放弃努力，气一气我妈。可是到了最后，我决定努力得超过她的想象，让她承认我达到了她的标准。后来爸妈存钱让我上（私立的）湖畔学校时，我也想过是不是该在入学考试上故意考糟，听说那学校要好好用功，可我还是参加了考试。说到底，这也是我运气好。那儿每班只有 15 个人，而公立学校有 30 多人；可实际上，我却占用了老师 20% 的关注度，因为我一直在提问，特别霸占资源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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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白白瘦瘦、头发像芭比娃娃一样淡金色的小男孩，的确和周围格格不入。“当时我还没想‘自己跟别人很不一样’，可有时候这种差异会突然显现。比如有一天，老师让每个人写一份关于某州的报告，大家交的作业都不到十页，我却交了 200 页，都是写特拉华州的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我能在感兴趣的事情上高度专注，但这让我看上去更怪，社交上也更格格不入。”
盖茨的父母尽力帮助他，母亲给了他无数补充活动：网球、滑雪、童子军、足球，但效果似乎有限。“我好像只在小推车比赛里赢过一次。家里经常有大人做客，妈就让我去端茶递咖啡，学着聊天。”然而盖茨反而更叛逆、更孤僻。“他们觉得我很难相处，不怎么说话。于是他们把我带去看心理医生，他开导我：‘与其跟父母对抗，不如把劲儿用来与整个世界对抗。’”
1965 年，一家五口的合影，盖茨（前排左）与父母、两位姐姐
也差不多在那个时期，他遇见了肯特，还在一次地区数学测试里拿了第一名，学校又引进了计算机。“我突然不想再当那个捣乱的孩子了，我想努力学习，让别人别再说我没用。当时他们给我分的小组里，成员全是我眼中不太聪明的人，我就想：‘天哪，他们真把我当笨蛋了！’”对于一个从不愿意容忍愚蠢的人来说，这刺激到他。“所以我在 9 年级（约 14-15 岁）时决定，我要成为全校成绩最好的。肯特帮了我很多，他所有科目都不错，也很刻苦。我自己去买了两套课本，一套放在家里，偷偷自己钻研，不想让别人发现我在额外用功。”
随着年岁增长，父母对他的包容和支持也让他逐渐感到感激。“我妈永远不会单独说‘你很早熟’，她一定会加上‘你这小混蛋’，所以我一直以为‘早熟’是个贬义。可我在哈佛有个导师这么评价我，我才明白原来这是夸人。我爸有一次把水泼我身上，这在我童年里是唯一几次见他发这么大火的场面，吓到我了，我知道自己越线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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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七十年代，没有人会用“神经多样性”来形容这些特质。“如果将来发明一种药，让我社交时跟别人一样自然，但同时我的专注力也会被削弱，我肯定不会吃。也许我忘了当年有多痛苦，但我需要那种专注，才能写出软件，把那些东西都在脑海里跑一遍。第一次写代码是在我十几岁那年，一次下雪远足，身心都很疲惫时，我就开始在脑子里编程序，后来这段代码真的用到了微软的项目里。”
很快，盖茨就开始给同学上计算机课，还受雇去把学校的课程表系统计算机化。“他那时还很小，却抓住了这台机器的重要性。同时他又是个出色的游戏玩家和黑客。如果学校没有这台电脑，他的道路可能会完全偏离。”他的老数学老师弗雷德里克·赖特（Frederick Wright）曾这样对我说。
1967 年圣诞节，盖茨与姐姐莉比（左）及克里斯蒂
哈佛时光
去哈佛看起来是顺理成章。“我在那儿选的课比别人多一倍，当时真的拼了命。就连选的希腊语写作课也非常有趣。”但这是他头一次意识到：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不可能成为最顶尖的数学天才；因为在哈佛每个高数班的同学都是各自中学里的“最强者”。“我想，‘哇，原来有些人在数学上比我还厉害。’要拿诺贝尔奖可不是那么容易。”那他有没有想过宁可去拿诺奖，也不想当富翁？“诺贝尔奖可不颁给数学家哦——有个说法是因为诺贝尔的妻子和一个数学家有染。”他玩笑地说道。
“我那些朋友说：‘你运气真好，你是计算机领域里的第一名。’可我一直觉得写软件对我来说毫不费力，仿佛太简单了。”
进入哈佛后没几天，盖茨就泡在那儿的计算机前。某年三月，他的使用时长竟达 674 小时，甚至只给床单六周洗一次。曾教他应用数学的哈佛教授哈里·刘易斯（Harry Lewis）回忆：“他比其他学生更成熟，也更敢质疑老师。我第一天跟他们讲“煎饼问题”（一种关于不同大小煎饼如何排序的数学问题），两天后他回来告诉我他找到了更好的解法。他一直喜欢挑战。对于他退学这事，我并不惊讶，只是后悔没能在他身上投资点钱。”盖茨听到这个评价时，笑了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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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茨与前妻梅琳达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：菲比、珍妮弗和罗瑞
这也是盖茨和其他“硅谷巨头”——谷歌、Facebook、苹果等创始人——之间的显著区别：他本人就是个程序员。“（史蒂夫）乔布斯留着长发，也很有天赋，但我们其实只在少数领域思路相似。他非常擅长远见，以及‘带领团队疯狂加班冲刺’，他志向很大。可你要是把一段代码放给他看，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；要是让我去判断某个电脑产品是不是美观好用，我也不在行。乔布斯曾说：‘如果比尔当年 LSD（迷幻药）吸得更多一点，他做出来的电脑产品就会更好看更易用。’我只能回他：‘我也试过 LSD，只是那批药并没教会我怎么做设计。’我就是工程师，他则是设计师。但他确实很独特。”
至于他那位最早的搭档保罗·艾伦，这位起初留着鬓角的“文艺青年”，在他们分别是 23 岁和 20 岁时就一起创办了微软，并提出“Micro-soft”这个名字，用来形容他们为第一代家用电脑写的软件。“他思考问题方式跟我不同。要是有人在白板上写了什么公式，我通常能立刻看出对错。保罗却要先读一读、想一想。他头脑确实活跃，却很放松，喜欢摇滚，自己还弹吉他。我们难免会有矛盾，我常在早上给他打电话问‘你怎么还不来上班？’我还给他报过税。”被问及当年要求拥有公司大部分股份，是否觉得愧疚时，他说：“不太会。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巨大。”
不过他依旧不停地提到“运气”这个词：“要想成为世界顶尖，像微软那样取得成功，一定有许多难以置信的因素聚集到一起：我出生的年份、父母对我的教育、我是美国的白人男性、外婆给我培养的好胜心，以及那些愿意包容我‘奇葩行径’的老师们，还有梅琳达——我们婚姻也让我保持了某种平衡。”
1970 年，盖茨（左）在湖畔学校使用电传打字机，与保罗·艾伦（右）一起编写程序。艾伦后来成为微软的联合创始人。
图片由湖畔学校提供
他父母婚姻持续了 45 年，一直恩爱幸福。盖茨想重复他们的婚姻模式吗？“当然。我也想让我妻子别像我妈那样过于急迫，可我们俩本身就都挺‘拼’的。跟我爸相比，我陪孩子的时间多点，但跟梅琳达相比，我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还是 1：10。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快乐。”
在公众看来，他们确实是天作之合。她会在他“开小差”时善意地提醒他，并督促他多做点家务，比如摆摆餐具、给孩子辅导功课。他也一直强调自己在爱情上很幸运。“与同一个人度过成年的大部分时光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回忆会很深刻。我们共同养育了孩子。我们相遇时，我虽然挺成功，但还没到荒谬的地步——真正的巨额财富是在我们结婚之后才发生的。所以她陪我走过了很多变化。我们离婚时都很痛苦，她后来还选择离开基金会——对这一点我很失望，她不想再继续留在那里。”
在此期间，还有媒体曝光他曾与已故的杰弗里·爱泼斯坦有过见面。而梅琳达把爱泼斯坦称作“彻头彻尾的恶魔”。一夜之间，盖茨仿佛从“圣人”变成了“罪人”。但我跟他打过多次交道，他依旧表现得彬彬有礼、思维缜密，与此同时总是会拿出各种数据和图表来解释问题。他说话时爱在纸上涂涂画画，但很少看着对方的眼睛。
他离婚，是不是他人生中最失败的事？“那肯定要排在首位吧。除此之外，也有别的事，但都比不上它重要。离婚那两年对我和梅琳达来说都很痛苦。”现在他跟保拉·赫德（Paula Hurd）在一起。她是前甲骨文 CEO 马克·赫德的遗孀。“我和梅琳达偶尔还是会见面——毕竟我们有三个孩子，还有两个孙辈，一些家庭聚会不可避免。孩子们都过得不错，他们价值观也很好。”
道德信念
盖茨家族从来重视“道德”教育。在父母结婚前，母亲就写信给父亲，表示她想建立一个“以成功为目标，但永远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”的家庭。外婆从不在纸牌游戏时耍赖，告诉他何为公平、正义与诚信。
在美国的亿万富翁里，盖茨是少数真正承诺要把大部分财富捐出去的。他说：“希望所有大富豪最终都能意识到，要把利润回馈社会，而不是只为自己谋利或者干涉政治。我的四位祖父母非常虔诚，都是基督教科学派。我爸也不算笃信宗教，但他坚信富有的人应当尽力回馈社会；我妈非常相信社区服务。从小我就去主日学校。”
左图：1973 年，盖茨在湖畔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与父亲合影；右图：1963 年与外婆阿黛尔·汤普森·麦克斯韦及姐姐克里斯蒂合影
他至今仍在践行这样的信念。他已近 70 岁，却依旧每天忙着。“我想做一个有道德感的人。市场机制有时达不到道德目标，我们就要去弥补。我曾经担心：‘做慈善能不能跟创办微软一样有成就感？’又怕人家早就挑完了最重要的目标。但后来我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孩子在等着我们去救助：疟疾、肺结核、营养不良……付出的努力能让成千上万名儿童活下来，这很值得。”
八年前，我在埃塞俄比亚采访他，聊到他的慈善工作，当时他说他最担心的其实是大规模传染病。那时我没当回事，几乎没写进报道。结果疫情真的暴发了，他早有准备，但却被卷入种种阴谋论之中，有人把他当成想利用疫苗牟利的“反派”。“罗伯特·肯尼迪（小）还说我是为了赚钱而‘杀害儿童’。你只能苦笑。现在的世界太缺乏逻辑了，你好心想帮忙，也可能有人把你当成‘反基督’。”他依旧觉得匪夷所思。“但疫苗确实是可行之道。疫情时还经常有人冲我喊，说我用疫苗给他们植入芯片。我就想，‘天啊，世界上真有人笨到信这种说法。’”
如今，他又得面对许多关于自己的阴谋论，而且美国大选结束后，新就任的总统（特朗普）似乎也对这些言论半信半疑，还任命罗伯特·肯尼迪（小）做卫生部长。盖茨之前公开支持卡玛拉·哈里斯，还捐了约 5000 万美元为其竞选造势。可是就在上个月，唐纳德·特朗普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，盖茨将要去海湖庄园拜访他。盖茨也不否认这事：“是的，我 12 月 27 日在海湖庄园和他共进了三小时的晚餐……会谈其实还算顺畅，我跟他说了很多关于 HIV、创新、保持慷慨以及如何最终找到治愈方法的话题。我也提到过脊髓灰质炎、能源和核能，他没有嗤之以鼻。”
我猜特朗普在那时可能走神了，但盖茨说总统对他很客气。“他现在明显感觉自己比人生任何时期都更‘底气十足’，所以他并不自卑。”
那为什么盖茨要主动去找特朗普？看上去像是“登门朝拜”。他瞅了我一眼，好像我问了个很傻的问题：“他可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，如果他减少 HIV 经费，我的努力就白费了；如果他能继续支持，那结果就大不一样了。再比如要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把脊灰根除当回事，他一句话就可能有很大影响。”
2024 年在洛杉矶出席活动时，盖茨与现任女友保拉·赫德
两人在疫情期间因为疫苗问题曾多次观点相左。“他可以推翻我在传染病领域的很多工作，也可以帮助我推动创新。他确实非常有能力。这次见面……说实话还算挺有效率的。”
那特朗普介意盖茨曾资助民主党对抗他吗？这可能场面略显尴尬？“他当然很清楚，但他还是很客气。上次他当总统时，我们见过六次面——实际上我见他的次数比见拜登还多。拜登那边经常跟我说‘大概率今天能见总统’，结果六次都没成，每次都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或者其他幕僚来接待我。”
这是不是因为拜登身体不好、年纪太大记性不好？“谁知道呢……也可能是这些议题都比较复杂，或许更容易让幕僚先总结给他。对我来说无所谓，但特朗普就是喜欢亲自听我说想法，他比较‘事必躬亲’。”
听上去似乎他对特朗普二度当选也能接受，甚至不抗拒？“他的很多政策还悬而未决——比如他要驱逐多少移民？关税是 60% 还是 5%？他要不要投钱给传染病研究？我需要‘盯紧’这个人，谁能让他对正确的事物产生热情，谁就能做一件‘上帝的工作’。”
“马斯克？他动摇国家的能力才叫疯狂”
然而，近期更让盖茨担心的是比他年轻一代的另一位科技大亨。有人问，他是否羡慕埃隆·马斯克那样对政治有巨大影响力？“一点都不想。我一直以为‘游戏规则’是我们只能对自己真正在意的、相对有限的议题多提建议，而不是干预谁选谁……我只在对外援助这件事上会频繁开口。虽然我当初也觉得英国脱欧是个错误，但我不会每天都跑去发推。”
盖茨和马斯克之间，完全就是两种人设：一个是老派、理性、关注眼下公共卫生的“婴儿潮”企业家；另一个是放眼火星、甚至要同时改变地球格局的“X 世代”冒险家。“我们性格截然不同。马斯克现在想参与世界政治、随意搅动局势，这真的很疯狂。在美国，外国人是不允许给竞选捐款的；但在其他国家，也许需要一些限制，防止超级富豪‘跨境’干扰别国选举。我琢磨不透他：他在中国和德国都开了汽车厂，火箭业务又依赖好多国家的支持，他还一边放言削减 2 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支出，一边身兼五家公司的 CEO，却还要介入什么英国‘grooming’（社会争议）话题……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”
他对马斯克高调炮轰民选领导人、选择极右翼立场，似乎颇有意见。“你想支持右派，可以，但还说‘奈杰尔·法拉奇都不够右’……这都什么鬼。有时候真是胡闹。你要支持德国的极右翼党派德国另类选择党（AfD）？！”被问及是否觉得一个亿万富翁“走火入魔”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尴尬，盖茨说：“人人都有可能越界。马斯克非常聪明，但他应该想想怎么‘帮忙’才对，而不是总搞那些煽动情绪的事。”
在他看来，如今世界在政治上要比新冠疫情还要糟心。“两极分化太严重了。我最在意的是帮助贫困国家——但全球局势十分不稳定，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，或者中国、俄罗斯、非洲，都有各种动荡和对立。”
英国政坛同样让他忧心。他提到：“左翼现在变得更保守了。工党上台后，反而比之前的保守党还更吝啬援助经费。我们不只是面临老龄化社会、预算紧张的问题，还有极右翼的势力抬头，他们仇外、拒绝援助，就算对方并不在我们国家，也不想花钱。形势确实严峻。”
2015 年，盖茨与马斯克在中国的一场科技会议上同台
是否考虑像马斯克那样更直接地干预政治，或者干脆自己参选？他毕竟比特朗普还小 9 岁。“我会发声，但不会说‘你们应该投哪一党’。我只想说：‘嘿，英国过去能为疫苗出资，这说明选民其实可为此骄傲。’”
另一个科技巨头马克·扎克伯格也在放弃对平台内容的审查。盖茨对此感到担忧。“社交网络的大问题在于：它会影响年轻人，对虚假信息推波助澜，而且会让各种阴谋论越传越广。让人沮丧的是，无论政府还是企业，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或改善。就拿疫苗造谣来说，这种谣言能要人命，孩子可能会死于麻疹。”
他自己也深受其害。“还有人说北卡的龙卷风是我操纵的气候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能烧了洛杉矶的山火……简直一派胡言。但这种混乱局面开始失控，这是事实。”
不过盖茨历来是个乐观主义者。“世界确实变得更乱了，但我做的这些创新——包括新药物、人工智能、疫苗、解决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的方法——都比我想象中进展得好。只是外部环境不够稳定，比如美国的两极撕裂、欧洲的分化，以及其他地区的冲突，让这些创新无法顺利落地。”
“AI 和机器人也许会取代我们”
在与一群学生聊到 AI 的巨大潜力与颠覆性影响时，盖茨依然精力充沛，但我猜他未必想在当下成长。“我们当时做的是‘让人类更高效’，但 AI 和机器人以后或许会直接‘替代’人类。”他告诉学生。“可能回头看，2000 年到疫情前这段时间才是世界最好的十来年，我们彼此更互联，也建立了诸如全球基金这样的合作机构。可现在变得‘各扫门前雪’。也许我们真的更‘自我’了，但历史总会摆动的。我相信人们还是会关心彼此。”
他对自己长寿并没像某些西海岸大亨那样痴迷。“有人想冷冻遗体，或寻找长生不老药；我觉得当下还有疟疾、结核这些病要治，这么做有点自私。”他还是会坚持打网球和打高尔夫，也偶尔去开车穿行快餐店买汉堡；不过行程依旧被排得满满的。70 岁后他会不会想歇一歇？“跟我二十多岁时比，那时候才叫疯狂——我不相信周末和假期的存在。三十多岁成家后，我稍微松懈了一点，跟梅琳达一起养孩子。但我仍然十分拼。现在我开始学会度假了——大选结束后我就休了几天，缓一缓心绪。”
他也不再讳言自己的财富。“我有三所房子。我以前坐经济舱，甚至要求随行人员合住酒店房，现在我用私人飞机。”他说确实喜欢用钱买点乐子，比如马和达·芬奇手稿，但不想显得太浮夸。他宁愿谈自己最近看的英剧《Slow Horses》，以及正在读的书《The Women》，作者是克里斯汀·汉娜。
1973 年的湖畔学校毕业纪念照，盖茨供图
那他的母亲若在天上，会不会觉得他过得太奢侈？“也许吧。她会不会说我铺张浪费、在炫耀？要是基金会的工作不坐私人飞机，就太低效了。但我也承认，我在西雅图的房子确实很大，我俩姐姐都搬到小房子了，但我舍不得卖。我喜欢那几处房产，孩子们也会过来住，这是难得的享受。我自己当然不做饭，也不叠被子，如果房间没人收拾，我也不会在意。”
现在他已不是世界首富，显然也不太可能成为第一位万亿富翁。母亲会不会问他为什么不再是榜首？“她其实没对钱特别感兴趣。只在我爸快得老年痴呆时，有一次他问：‘儿子，我听说你是世界首富啊，真有这回事？’我说：‘是啊。’他就回：‘那真是不可思议。’因为他经历过大萧条年代，总对钱有种焦虑感。但除此之外，我们家很少特别提我的钱。”
比尔·盖茨一世当年西进淘金却两手空空，直到第四代才一举“淘到金”。“我祖父母都是过苦日子出身，所以会把每个纸袋、绳子什么的都收好。现在我们家不缺钱，我就不会存这些了。圣诞节我们拆礼物时，包装纸直接扔掉。”
未来三十年，对他而言仍有很多事要做，直到 100 岁或更久。他与我道别时，这样说道，不过现在他终于显得更放松。“基金会运作得还不错。孩子们也各有追求。大孙女才两岁，还不太会打牌。等她再长大些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玩几盘。到时候我可不会让她轻易赢。”
《Source Code: My Beginnings》
作者：比尔·盖茨（Allen Lane 出版社，25 英镑）将于 2 月 4 日出版。英国境内满 25 英镑可免邮费。Times+ 会员购书可享优惠。
（以上为译文重写，仅供参考与阅读。原文见《泰晤士报》2025 年 1 月 25 日刊。图片与引用版权归原作者与媒体所有。）